沐川县人民法院

我看量刑规范化    ——以M县法院量刑实践为视角

论文提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法治意识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司法正义的要求越来越高。刑事量刑关乎被告人的自由与命运,然而“暗箱操作”、“同案不同判”等现象的出现使量刑问题正在面对一场认同危机,量刑失衡、量刑不公日渐成为人们抨击司法不公的焦点。而要实现量刑公正,就必须实现量刑的规范化。自“两高三部”颁布了《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以来,M县人民法院运用量刑规范化制度审结了一批案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量刑改革思路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已经获得证明。但是在实践过程中,规范化量刑的一些问题也暴露出来。本文拟以M县法院量刑情况为视角,对量刑规范化改革后的量刑实践进行分析和反思,并由此发现一条有助于促进量刑公正的路径。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量刑规范化的概念和意义阐述量刑规范化的要义,证明实行量刑规范化的必要性;第二部分,以M县人民法院的量刑实践现状分析量刑规范化的成效以及存在问题;第三部分,分析量刑规范化问题的成因;第四部分,是全文的核心,针对前文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第五部分,结语。全文共字。

主要创新观点

   量刑规范化改革自2010年9月16日试行至今,已近五年。刑事审判实务者近五年的探寻与摸索,发现量刑规范化改革暴露出的不少问题,并通过分析形成了一些彰显学科亮点和特色的研究方向。笔者作为一名基层刑事审判人员,也循着老师们的足迹,对自己所在法院的量刑实践进行思考分析。本文重点介绍我院范化量刑的做法,比如庭前根据量刑指导意见的情节做调解工作,判后做释疑工作等促进规范化工作的顺利开展。提出实践过程中试行指导意见与正式指导意见具体规定的不同导致法官量刑难以抉择等问题并提出建议。创新观点集中在建议部分,提出建立独立的量刑程序、建立量刑建议书开示制度等建议,以求抛砖引玉,促进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以下正文:

 一、量刑规范化的要义

  (一)量刑规范化概念

 量刑在刑法学中被称为“刑罚的裁量”,是指“人民法院根据行为人所犯的罪行及刑事责任的轻重,在定罪的基础上,依法决定对犯罪分子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刑度或所判刑罚是否立即执行的刑事审判活动”。[1]量刑让法定的罪刑关系变成实在的罪刑关系,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而 “量刑规范化”又是什么?翻阅理论著述,理解五花八门。量刑规范化是不是就是对“量刑”的规范,是对“量刑均衡”的目标追求?笔者比较认同西南政法大学石经海博士的论述:所谓量刑规范化,是对“量刑”即把抽象的法律规则与具体的案情事实相结合并上升到理性具体的过程的规范化,是在尊重量刑实质和遵循量刑规律的前提下,通过设置和适用完备的程序制度,使量刑生产出公正有效及符合量刑目的的量刑判决。[2]不难看出,量刑规范化蕴含着公正、程序、效率等理念。

  (二)量刑规范化意义

   1.实现量刑均衡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同样的犯罪,给社会的危害相当,应受到的惩罚力度也应基本相同。量刑的规范化把量刑的裁量权收归到制度的笼子里,使得“同案同判”、“同罪同罚”,有效地遏制了量刑畸轻畸重的现象。

2.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刑事法官的素质良莠不齐,部分法官为了一己私利,使得自由裁量权的空隙成了滋生腐败的土壤。不少百姓也深知这一点,出现不少花钱买刑的现象。但是,量刑规范以相对确定的实体性与程序性量刑规范为法官量刑提供明确、规范的量刑依据,有相对的量刑标准,可以约束部分自由裁定权,以实现量刑公正。

3.有助于实现程序正义。程序是一种角色分派的体系,控、辩、审三方在角色就位后,各司其职,互相之间既配合又牵制,恣意的余地自然受到压缩。[3]目前我们的量刑模式是由公诉机关提出量刑建议,辩方展开量刑辩护,而法官居中做出刑罚裁量。规范化量刑改革,明确了这样的量刑对抗机制,而这种机制将控辩双方充分融入到庭审过程中。量刑规范化的程序价值也才充分体现在控辩方的交锋中,法官才能做出兼听则明的居中裁判,从而实现量刑程序的公平与正义。

二、量刑规范化实施现状

(一)量刑规范化实施情况

   2010年至今,M县人民法院遵循省高级法院的统一部署,全面贯彻最高人民法院系列文件和会议精神,认真贯彻执行最高院的量刑指导意见,运用量刑规范化制度审结了一批案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以M法院2014年7月9日至今审理的刑事案件为例,M法院刑庭共收案78件131人,已审结73件124人;其中规范化量刑案件47件81人,占比60.25%;按照规范化审结45件79人;上(抗)诉6件,占8.2%,其中撤诉4件,因新证据改判1件,因程序适用问题发回重审1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40件,占已审结案件的54.7%,占规范化量刑案件的90.1%。规范化量刑罪名主要分布为:盗窃20件,交通肇事9件,诈骗5件,强奸4件,寻衅滋事3件,故意伤害2件,贩卖毒品及妨害公务各1件。如表一、表二所示:

表一


收案

结案

15类案件收案

15类案件结案

按照规范化审结情况

案件效果

适用程序

上诉

上诉率

抗诉

抗诉率

改判

发回

简易

普通

轻罪

78

131

73

124

47

81

45

79

45

79

4

5.47%

2

2.73%

1

1

40

5

0


表二


罪名

数量

(件)

占比(占收案比)

上、抗诉(件)

(程序)简/普

(件)

盗窃

20

25.6%

1(发回)

18/2

交通肇事

9

11.5%

1(撤诉)

9/0

强奸

4

6.4%


4/0

诈骗

5

6.4%

1(改判)

3/1

故意伤害

2

3.8%


1/1

寻衅滋事

3

3.8%

2(撤诉)

2/1

贩卖毒品

1

1.3%

1(撤诉)

1/0

妨害公务

1

1.3%


1/0

总计

45

60.25%

6

40/5


我院常见量刑情节为赔偿被害人并取得谅解、退赃退赔、自首、坦白等。

  (二)量刑规范化主要做法

   M县人民法院在实践规范化量刑的过程中,不断学习摸索,具体有以下做法:

一是采用科学的量刑计算方法。试点罪名的量刑依照数学步骤分步进行,具体包括确定起点刑、确定基准刑、调节基准刑、确定宣告刑几个步骤。使用量刑计算表(简易程序)和量刑评议表(普通程序),将量刑情节分别列明,按照《量刑指导意见》确定的计算方法计出量刑结论。  

二是体现量刑均衡和宽严相济。实行量刑规范化改革后,一方面整体上规限法官自由裁量权,一方面《量刑指导意见》又为法官保留了有限的自由裁量权,这为实现量刑均衡基础上适度的个案差别化提供了可能,不致于陷于僵化,从而过度弱化特殊预防功能。实践中,我们运用保留的轻处裁量权,引导轻罪案件的刑事和解,在缓和刑事犯罪引起的社会矛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或者运用保留的重处裁量权,有针对性地加大了多发类型犯罪、严重性质犯罪的打击力度(虽然在整体上还难于使用绝对数据加以说明),力图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三是建立规范化罪名参考案例库。对十五个量刑规范化罪名的案件中进行统筹,将案件中的量刑明细表、合议庭笔录中单独统一登记、保管,形成参考。规范化罪名参考案例库能够为新审理案件确定量刑起点、调节相同情节的量刑幅度提供数学参考,以客观方式规限量刑裁量权。同时,还可以对规范化罪名案件量刑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基于审判实践展开审判调研,通过审判调研检验和指导审判实践。

四是根据规范化量刑情节做调解工作。比如交通肇事案件赔偿工作、因邻里纠纷引起的故意伤害案件的道歉、和解工作以及盗窃、诈骗等案件的退赃、退赔工作。我院在送达起诉书时告知被告人事后悔罪行为对量刑可能存在的影响,最大限度保障当事人的权利。

五是重视判后释疑。判决后,审判人员都会耐心细致地为当事人讲解量刑依据,并告知量刑程序,及时化解当事人的疑惑,争取当事人对量刑的认同,把服判息诉工作搞在前面。

  (三)量刑规范化实施效果

量刑规范化制度的实施,提高审判质效。以M法院为例刑事案件量刑总体平衡,上(抗)诉率尽管有所上升,但分析不难看出,通过量刑释明工作,67%的上诉人撤诉。二审改判或发回也不涉及我院审理时的量刑情节。实际上,量刑规范化提高了案件的服判息诉率。

案件和解、调解率提高。量刑规范化改革将赔偿、退赃退赔等情节作为确定量刑的重要考量,给被告人提供了预期量刑的可能,有效促使被告人一方更加积极地做出赔偿或者退赃、退赔等行为,提高案件的和解、调解率。被告人基于此获得从轻处罚的机会,被害人的权益也得到有效保障,化解社会矛盾,实现案结事了,具有良好的审判效果及社会效果。

人情案、关系案不断减少。量刑规范化改革,让审判人员的规范量刑意识不断增强,量刑行为都框架于规范范围内,按照量刑指导意见做出公正的评议。量刑标准和量刑过程的公开透明,很好地避免了人为干扰,增强了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甚至是法院工作的认同感。

  (四)量刑规范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1.部门配合度不高

   公诉机关可以对案件提出量刑建议。但是从审判实践来看,公诉机关更乐意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被告人认罪的简单案件提出量刑建议书,且建议量刑跨度很大;若犯罪事实稍微复杂,或者被告人不认罪,检察机关几乎没有量刑建议书,甚至在庭审辩论时发表“请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依法量刑”这样笼统的量刑意见。公诉机关提量刑建议的态度是不够积极的。侦查机关查办案件时,依然将定罪证据作为收集的重点。对量刑证据的忽视,导致法庭审理过程中出现适用量刑情节没有证据支撑的现象,极大地影响了审判效果,影响了当事人的权益。  

   2.法庭审理重定罪轻量刑

   我国的审判程序设置偏重于定罪,对量刑问题基本没有设置专门的程序,检察机关与被告人也主要围绕定罪问题展开辩论。加之部分法官尚未转换思维,审理模式老旧,定罪问题依然是庭审的重点。重定罪轻量刑,控辩双方不能针对量刑进行有效的辩论,裁判者自然不能对案件有清晰详细的把握,易导致具体裁判中出现量刑失衡的现象。

  3.被告人消极对待量刑抗辩权利

   绝大多数被告人文化程度不高,对法律知识的把握较少,对量刑规范化的认识更是有限,他们对基准刑、量刑标准、量刑过程等都很陌生。很多时候,被告人都对公诉人发表的量刑意见茫然地表示认同——他们认为,赞同公诉机关的意见就是认罪、悔罪的表现。被告人对量刑抗辩权利的消极态度,以及法律知识的匮乏,使得他们在收集量刑证据、发表量刑意见时往往无从下手。即使在量刑辩论阶段法官尽了释明义务,被告人也难以完全表达他们的量刑意见。被告人不能积极地参与到量刑程序中去,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不管是对实现程序正义还是实现实体正义都是毫无裨益的。

   4.量刑失衡情况依然存在

一是量刑规范化仍处于初步实行阶段,目前采用的评价指标值体现出的正面效应还在很大程度受短期因素、个案因素影响,量刑规范化的长期效果还有待检验。由于具体案件量刑情节纷繁复杂,难以穷尽,不同的犯罪类型所应考虑的要素又千差万别,使得量刑规范化的实施过程不是一帆风顺。二是不同的法官人生观、价值观存异,对同一犯罪事实的认知度不尽相同,起点刑的定位、量刑比例的适用都有差异,导致横向量刑失衡。三是2010年试行的量刑指导意见与2014年正式实施的指导意见有不少改动,致使纵向量刑失衡。比如,针对法定刑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寻衅滋事罪,试行量刑指导意见规定:“构成寻衅滋事罪的,可以在三个月拘役至一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而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则规定为:“寻衅滋事一次的,可以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两个意见的最高起点刑相差了二年,显然正式施行的量刑指导意见对寻衅滋事犯罪的打击力度更大。我院审理的一起被告人甲、乙寻衅滋事共同犯罪案例,案发于2010年,被告人甲当年即归案,依据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被告人乙与丙等人于2014年再次涉嫌寻衅滋事犯罪而归案。法官在量刑时遇到了难题。对于乙的量刑依据,是否适用“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原则?如果适用,对甲、乙2010年的犯罪量刑就应相当,但丙等人因适用新的指导意见,量刑结果明显高于具有相同量刑情节的乙。笔者认为指导性的量刑规范仅有指导意义,没有强制性拘束力,不适用溯及原则。但若如此,甲、乙基于同一犯罪事实,相同量刑情节的量刑结果也存在较大差距。如何应对这些特殊情况,还需进一步探讨。

   三、量刑不规范的原因

1.政法机关认同度有差异。法官基本赞同量刑规范化改革,但认为量刑规范化让审理更加细致,庭审准备、庭审环节更加复杂,法官投入精力增多。公诉机关人员认为,从量刑规范化试点罪名案件情况来看,根据《量刑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对试点罪名的量刑趋轻,不利于打击犯罪。侦查机关人员认为,量刑规范化实施后,对量刑事实调查和证明的责任加大。

2.量刑的程序功能受到诸多客观因素限制。由于相当一部分被告人实际上并不委托或没有能力委托专业的辩护人,自己又不能提出清晰的量刑辩论意见,并且现有的法律援助制度还不能提供全面的辩护权保护,量刑程序在形式上的抗辩构造功能仍然发挥有限。

3.部分案件的裁量幅度取舍仍存在随意性。部分规范化试点罪名的判决,法官在《量刑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规定的量刑幅度内确定起点刑、基准刑值时存在两头取舍的问题,不能很好地做到留有余地。

4.量刑指导意见不全面且没有及时跟随刑法变动而变动。比如未将积极缴纳罚金纳入酌定量刑情节,未对犯罪行为既有既遂又有未遂时的评判做出指导,未对交通肇事的伤害后果增加刑罚量,未及时修订关于累犯的情节等等。

   四、量刑规范化建议

   1.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

早在2010年,“两高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款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应当保障量刑活动的相对独立性”。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总体思路是在维持现有定罪与量刑混合模式现状不变的情况下,将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阶段分别增加了量刑证据调查和量刑情节辩论,突出了量刑程序在庭审中的地位,充分保障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充分参与量刑的权利,做到量刑查明在法庭、量刑轻重辩论在法庭、裁判说理在法庭,实现阳光审判、透明司法,确保量刑公正和程序公正。[4]具体操作中,一是在庭审调查阶段,将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分开调查,以便量刑事实清楚、直接地呈现出来,为法官量刑提供充分依据。二是庭审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应分别就定罪、量刑展开充分辩论。当然法官也应当最大限度地保障控辩双方的量刑辩论权。三是公、检、法、司等部门应针对量刑规范化改革确立联席会议制度,建立横向互动的工作机制,统一认识,共同重视,各司其职,相互配合,使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预期效果。

2.重视量刑辩护,建立量刑建议书开示制度  

法院是量刑改革的主导者,应提高重视,将量刑辩护落到实处,法官应注重支持公诉机关、辩护人、被害人提出量刑建议。侦查机关应从源头上加强对量刑证据的收集,把量刑证据放在与定罪证据同等重要的位置,两者都要抓。公诉机关也应切实把量刑建议工作抓好,增加移送量刑建议书的比例,做好量刑辩论的充分准备。辩护人及当事人更应重视量刑辩护,提高辩护能力。应及时将新获知的量刑线索告知法庭,以便查清量刑事实。针对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书,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在送达起诉书时一并送达当事人,给予当事人充分思考和准备的时间,有针对性的发表量刑辩论意见。

3.增加量刑罪名及量刑情节

  我国刑法共规定了400多个罪名,但仅有15种罪名被纳入量刑规范化,这个比率让《量刑指导意见》的运用空间相对狭窄。比如贪污犯罪,在十八大后的反腐风暴中,频频发案,案金额小则几千,大则数亿。笔者翻阅案例,因贪污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的被告人,有的仅贪污了十余万,有的却贪污了几百万。个罪社会危害性差距大,量刑却一致,在实践中助长了不少“贪少不如贪多”的犯罪心理。也有贪污数百万金额的被告人,有的被判处十来年,有的则被判处无期,量刑差距过大,失衡情况严重。这显然与刑法规定背道而驰。审判实践中,危险驾驶犯罪越来越常见,其危害性也不言而喻。但刑法仅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对于直接体现主观恶性的醉驾程度、有无驾驶执照等均没有量刑评价。笔者认为,应增加常见的如贪污贿赂犯罪、危险驾驶犯罪等为量刑规范化罪名,增加可以量化的犯罪情节如醉驾程度等为量刑情节。

4.完善量刑说理制度

狭义的裁判说理指裁判者即法官在裁判过程中的说理[5]量刑说理则是法官对于对被告人判处何种刑罚、何种程度刑罚的论证及阐述。通过量刑说理,论证裁判结果的合法性、正当性,使量刑依据在裁判文书中直观呈现出来,增强判决的说服力和信服度,提高裁判文书的公信力。量刑说理还有利于法官回头检视量刑依据是否充分,量刑结果是否恰好,以便及时修正量刑不当。然而,目前很多裁判文书都存在说理匮乏的情况,如“该辩护意见与查明事实及相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显然这样粗陋的说理是不能做到以据服人,以理服人的。建议裁判者对是否采纳控辩双方提出的量刑意见进行说理,并对为何采纳进行论证,甚至特殊情况下可以在量刑说理部分增加法官对法理和立法意图的分析,增强量刑公正性。

   5.加强法官队伍建设,提高量刑能力

量刑规范化是一项复杂的司法活动,需要审判人员具备较高的职业素养。应加强对法官的量刑规范化职业培训,通过强化训练,使得法官法学理论基础更为扎实,法律思维更为严谨,量刑实践操作更加娴熟。另外,亦应重视对人民陪审员量刑规范化方面的培训。人民陪审员大多不具备专业法律知识,更不懂量刑程序、量刑规范,对案件进行评议时,常常仅针对定罪发表意见,量刑意见则完全同意审判人员的意见。人民陪审员的作用并未完全发挥,几成“陪衬”。建议定期进行综合培训,使审判人员适时了解量刑新动向,以便做出公正合理的裁判。

6.及时修改量刑指导意见。笔者认为量刑是社会对犯罪行为的价值评判,而社会价值是在不断更新变化的,指导意见也应随之变化。才能真正使量刑合理化、规范化,达到量刑改革的目的。

   7.及时更新电脑量刑系统。电脑量刑具有直接、准确的特点,输入量刑情节以及幅度,量刑结果即时呈现,程序步骤一目了然,极大提高法官的工作效率。然而新的量刑意见出台后,电脑量刑系统没有更新完善,案件的量刑只能人工一步一步计算,增加工作量,甚至有时出现计算错误的情况。建议及时更新量刑系统,完善网上办案系统。

五、结语

量刑规范化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任务。目前而言,其产生的积极作用明显大于消极作用,其改革思路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已经获得证明,我们应当长期坚持下去。然而,量刑规范化改革任重而道远。今后的审判实践,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对量刑规范化改革有利的一面予以保持和扩大,对其有弊的一面则予以排除和消减,不断总结完善,切实让广大人民群众感受到改革的成效,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1] 臧冬斌.量刑的合理性与量刑方法的科学[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

[2]刘守芬.量刑均衡论 [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李玉萍.程序与实体并行的量刑规范化改革 [J].法制资讯,2010

[4]石经海、禄劲松. 量刑研究 [M].法律出版社,20014,4

[5]韦良平.对量刑规范化的几点思考 [J].政法论丛,2003.06

[6]姜涛.认知量刑规范化[M].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10



[1] 参见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9页。

[2] 石经海:“量刑规范化解读”,载《量刑研究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88

[3] 季卫东:“程序比较论”载《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

[4] 戴长林:“量刑规范化改革实务问题”,载最高人民法院编《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实务手册》(第二册)

[5] 赵朝琴:“裁判说理及其社会效果探析”,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4


文章分类: 工作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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